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步入“三期”疊加階段、“去杠桿”政策由虛向實，致使不少負債高企的企業盈利下降，導致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快速增加，區域性金融風險暴露逐漸增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作為處置不良資產的專業化公司，肩負著化解區域金融風險的天然使命。但就地方AMC而言如何發揮自身優勢，與四大AMC開展差異化經營的路徑尚待明晰。本文以某地（以下簡稱“W地區”）電線電纜產業風險化解實踐為基礎，立足于地方AMC的自身優勢，將化解區域性金融風險作為突破點，探索地方AMC的未來發展路徑。

文 | 楊牧，現就職于某行金融資產投資公司高級經理，資產評估師、注冊國際投資分析師。作者曾就職于某地方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本文案例取自于相關實操經驗。

2016年以來，伴隨銀保監會《關于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和《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管理辦法（試行）》等政策的出臺，我國不良資產行業已逐步演變為“4（四大AMC）+2（地方AMC）+N（非持牌資產管理公司）+AIC（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的多元化格局。

從整個行業來看，民間的非持牌資產管理公司由于缺乏批量收購牌照、資金體量小及融資成本高等特點，主要以“有針對性的高周轉”方式開展經營；而AIC作為債轉股專項機構，包括可再設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發行私募、資管產品等在內的設計，筆者認為其意在突破銀行難以進行權益投資限制的金融創新。相對而言，整個行業中競爭較為激烈的在于四大AMC和地方AMC。

對于整個行業中競爭較為激烈的四大及地方AMC，四大AMC由于設立較早，在牌照、人員、資金方面，優勢相對突出；而從全國現有地方AMC的股權結構來看，大部分具有國資或者財政“血統”，在與國有企業和地市政府合作方面天然具有優勢。因此，相比四大AMC而言，地方AMC的優勢更集中在“地緣”和“人緣”等方面。因此，立足本土、聚焦主業，植根區域性金融風險化解，將是地方AMC守正出奇、行穩致遠的經營之道。

W地區電纜產業是全國知名的特種電纜產業集群和當地首位產業。近幾年，由于經營狀況惡化，加之整個行業錯綜復雜的“互保聯保”問題，行業性風險加速暴露，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區域性金融風險突顯，依托債務企業及擔保企業自身已難以消除化解。

為紓困W地區優質民營企業、化解區域性金融風險，某省地方AMC聯合當地政府，共同設立了“W地區電線電纜產業風險防控專項基金）”（以下簡稱“基金”）。該基金的成功落地及順利運營，標志著該地方AMC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切實結合了起來。現就整體風險化解方案，將操作要點及相關啟示總結如下：

風險隔離，有效斬斷擔保鏈條。聯保互保問題是制約W地區電線電纜產業風險化解的關鍵因素。為有效斬斷擔保鏈條，基金按照市場化和法制化原則，會同債務企業、擔保企業及債權銀行統籌協商不良資產轉讓定價，統籌各方利益沖突安排，盡可能減輕部分優質擔保企業負擔；同時，為避免在處理聯保互保問題時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面，基金采用逐筆化解的思路，將千絲萬縷的債權債務及擔保關系化整為零，快速實現風險隔離。

科學歸類，合理選取紓困對象。將W地區涉及的債務企業及擔保企業按“正常經營、臨時流動性緊張和瀕臨破產關閉”劃分為三類。對于瀕臨破產關閉企業的債務問題，采取依法清收、單戶轉讓、打包處置銀行債權的方式進行化解，加快“僵尸企業”出清；對于正常經營或者出現臨時流動性吃緊企業的聯保互保問題，優先甄選能夠向基金提供反擔保措施的擔保企業作為紓困對象；并結合擔保企業的實際擔保能力（例如，以“對外擔保金額/凈資產”為考察依據）及原債權項下抵質押物的處置價值，合理厘定擔保企業所需提供的增信方式及價值。同時對于可追回的債務人財產，可按照該債務企業項下債權銀行的綜合加權清償率進行二次分配。

明確標準，基于破產清償方式。《破產法》明確規定：破產財產不足清償同一順序債權的，按照比例分配。為了厘定金融不良資產收購折扣率，模擬各債權銀行的終極處置情形，即債務人和擔保人都宣告破產清算。為此，基金明確標準，區分抵押債權和擔保債權：前者采用市場化估值，后者秉承破產財產的分配精神確保各家債權人公平受償。

多元方式，妥善化解產業風險。依托地方AMC的專業優勢，基金以市場為主導，提供風險化解的多元化解決方案：通過債權轉讓、資產處置、兼并重組等方式，加快“僵尸企業”出清；通過債務重組、流動性支持等方式，“以時間換空間”，在舒緩擔保企業代償壓力的同時，逐步完成債權回收；當期可通過債轉股的方式對擔保企業進行賦能投資，遠期可通過IPO、掛牌等資本運作幫助龍頭企業提升融資能力。通過上述方法，結合企業自身的技術改造、產品升級，實現產業鏈整合，提升產品附加值，推動W地區電線電纜產業高質量發展。

多方聯手，嚴厲打擊惡意逃廢債。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基金及時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情況；公安、司法、審計和金融等部門快速知悉并響應；對涉嫌惡意逃廢債、惡意抽逃資金、轉移資產的的企業及個人，多方形成合力排查線索，運用法律手段，最大可能保護債權人和擔保人的合法權益；對非法放貸、暴力催收的民間貸款機構重拳出擊，滌清當地金融環境。

在實務層面， AMC行業往往還存在一些通病。根據信達、華融等公開信息及《2017年中國地方資產管理行業白皮書》顯示，當前AMC“通道化”及“非金債”業務仍占據主營業務的半壁江山。其中，“通道化”業務主要是利用牌照優勢和資金優勢幫助民間非持牌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資產包及配資；“非金債”業務主要是指以收購非金融企業不良債權（多為關聯借款）的方式，變相作為影子銀行“放貸”。

上述業務不利于AMC自身經營風險識別，也不符合未來監管機構政策管控趨勢要求及國家宏觀政策導向；同時，對于起步較晚的地方AMC而言，該業務過盛將不利于真正不良資產經營核心能力的培養。

結合上文優劣勢及W地區案例的分析，地方AMC更應深耕本土，將化解區域性金融風險作為自身發展壯大的康莊大道：利用自身和本地政府關系密切的優勢，下沉到縣市級，聚焦本土不良，迅速建立業務網絡，在化解區域性金融風險方面樹立專業品牌，并在這個過程中積累和總結經驗，最后立足本省、布局全國。

下面筆者從W地區產業風險化解實踐出發，提出地方AMC的發展路徑。

圍繞問題資產深化地市合作。一是復制W地區項目實踐經驗，與當地政府合資成立專項化解基金，解決政府“痛點”問題；二是通過參股的方式，與地方平臺公司成立地市級合資AMC，以當地不良資產業務為邊界，拓展公司的市場化轉型方向，構建當地不良資產處置協同效應：地方AMC憑借其對資產價值的識別和判斷能力收購資產包后，將不良資產的處置及管理工作委托（或出表）給地市級合資AMC，并結合地方平臺公司在當地的實操經驗進行專業處置，強化不良資產的規范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投行思維提升品牌協同效應。對于資金斷裂陷入現金流困難的實體企業，在尚未到達破產清算之前，可由地方AMC進行破產重整。以爛尾樓處置項目為例，可由AMC聯手房地產企業設立SPV（其中AMC負責主要出資）共同進行開發：AMC負責配合管理人（或直接由AMC擔任破產管理人）對相關債權進行梳理，房地產公司負責對爛尾樓進行開發模擬測算（現金流和貨值），在確認項目可行性后，由SPV承債式收購破產企業債權，并進行債轉股。在控盤項目公司后，對該公司爛尾樓這一資產進行二次開發，出售后獲取超額收益。筆者相信，由AMC擔任破產管理人對企業進行破產重整，將是行業的下一個風口。

依托股東背景開展批發業務。考慮到業務覆蓋范圍，地方AMC采取批發業務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鑒于具有的國資或財政股東背景，地方AMC直接或間接受地方國資委、地方金融監管局（原金融辦）監管，如此使業務開展批量化成為可能：

以國資委去杠桿的要求為契機，主導推進省屬、市屬高杠桿企業的債轉股；金融監管局主要負責對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實施監管，其監管對象（多為類金融機構）因其經營屬性往往積攢了大量的不良資產。在監管政策趨緊的倒逼之下，類金融機構未來或存在剝離風險資產的動力。地方AMC可根據金融監管局的相關監管安排，從風險緩釋著手，逐步開展類金融機構的風險資產處置。

以擔保公司為例，對于大額擔保若其直接一次性代償，必將影響其流動性安排；此時地方AMC可向債權人收購該筆不良資產，并追加擔保公司再次擔保。這樣，緩解了擔保公司的當期代償壓力，并以時間換空間的方式敦促擔保公司向債務人進行追繳（基于潛在代償義務）。

產融資本結合服務實體經濟。AMC與產業資本結合的一個經典案例是*ST超日的重整。作為不良資產傳統的訴訟追償，耗時耗力且回報率較低。地方AMC可在充分盡調債權債務及債務企業經營狀況的基礎上，合理選擇上市的產業資本，快速打通資本市場：通過資產重組方式，將持有的債權項下的抵押資產（非上市）注入上市公司，變身為流動性更強的、具有金融屬性的上市資產，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

另外，地方AMC可與產業資本設立專項并購基金：以產業資本的需求為導向，地方AMC憑借不良資產經營經驗及良好的本土化政商關系等，收購銀行資產包、厘清債權債務關系；產業資本依托自身產業運營經驗，提升不良資產的附加價值，對符合其發展戰略達到收購條件的資產進行控股型收購。最終，實現地方AMC加速資產處置周轉、產業資本低價獲取優質資產的雙贏局面。

充分爭取地方政府協調支持。第一，配合政府相關部門（公安、司法、審計和金融）嚴厲打擊“逃廢債”，提高資產包報價競爭力和后期追償效率，最大可能保護債權人和擔保人的合法權益；第二，地方司法部門開辟不良資產審理綠色通道，提高受理、判決、執行效率；支持地方AMC獲得破產管理人資格，提前介入關聯銀行的不良處置；第三，對于地方AMC在省內地市出資成立的子公司或者SPV，相關政府可在政策允許范圍內予以稅收優惠，降低經營成本；第四，對于區域內變現難度大、收益價值低的抵押資產，地方政府可基于統籌考慮進行調規變性提升資產價值。（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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