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汽車流通協會（CADA）數據統計顯示，自今年年初至七月以來，乘用車月度銷售均高于100萬輛，月均銷售量維持在約150萬輛的水平。此外，二手車交易數量也在相近水平波動。隨著汽車買賣交易的持續穩定發生，汽車銷售領域的法律糾紛也日益增多。其中，由于汽車銷售特有的衍生環節、價格構成和汽車零部件的復雜構成等原因，極易導致在交易過程中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受損，欺詐類案件頻發。又由于汽車欺詐類案件適用“退一賠三”的高額賠償標準，此類案件一旦發生，在社會生活中尤為引人關注。

正是由于汽車銷售行業的特殊性和欺詐類案件高比例的罰則規定，司法實踐中審判機關對于汽車銷售的欺詐行為認定更為審慎，在經歷了裁判口徑的不斷演變后，審判機關日漸形成了相對穩定、公平、合理的司法裁判規則。筆者擬結合汽車銷售領域欺詐案件的部分判例和裁判規則的改變，以明晰現行裁判規則，從而幫助消費者對自身權益保護邊界形成充分認知，同時也便于汽車經銷商、汽車制造商等市場主體在正常交易中有效識別和規避相關風險。

汽車銷售領域特有的“欺”與“詐”

如引言所述，由于汽車交易較一般商品銷售的復雜性，汽車銷售領域衍生出了不少特有的欺詐糾紛爭議。筆者結合自身執業經驗，嘗試部分歸納并例舉如下：

乘用車新車售前檢查的英文全稱為Pre Delivery Inspection，英文縮寫為PDI，指汽車供應商要求其授權經銷商在將新車交付給購車者前，對新車進行全面檢查和校正的一項必經測驗程序。國際通行的PDI檢查一般包括運輸模式的解除、發動機艙檢查、車輛底盤檢查、車輛內外檢查、車輛功能性檢查、道路測試等。若檢測中出現任何問題，授權經銷商將依據汽車供應商的要求酌情進行技術處理，如采取校正故障、更換配件、必要時更換車輛等不同措施，從而使交付的新車達到汽車生產廠家的新車出廠標準。

雖然我國尚沒有乘用車新車售前檢查相關法律規定和標準，但是PDI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也是汽車行業獨特的服務，其初衷是為了確保新車產品質量。但是，PDI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可能涉及對車輛的修補、校正、更換等行為，并可能在廠家的系統中留有記錄或在車輛上留有痕跡。

在新車交易過程時未充分告知消費者的情況下，一旦消費者事后發現有PDI的處理情況，消費者較易認為經銷商提供的車輛屬于“已維修”車輛而非“新車”，是屬于欺詐的情況，但汽車經銷商基于行業慣例往往認為只是車輛交付前的“正常調試”，兩者基于認知的差異而引發欺詐爭議。

《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二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道路上行駛的機動車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因此，為了購買后正常提取和后續使用車輛，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交強險”）成了車輛購買時的必備手續之一，并且往往在購買車輛時同步辦理。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新車并未實際出庫交付，但已有投保和退保記錄情況的發生，時常包括的情況為：

• 交易未能正常履行，如消費者違約未能支付尾款；

• 交易標的發生變更，如消費者選定車輛后又要求換顏色、換型號等；

• 汽車經銷商內部發生操作失誤，如員工誤將其他庫存車輛的信息提交保險公司。

發生上述情況后，車輛的交強險投保會被很快退保，但在保險公司將留有投保記錄。在該車輛發生再次交易時，消費者基于車輛已發生過投保的記錄可能會認為車輛已發生過銷售并非“新車”。但是，在汽車經銷商看來，車輛并未被實際出售過也從未出庫，退保記錄的存在并不應影響車輛的再次銷售。

經銷商為了完成廠家的銷售任務，在車輛未實際銷售的情況下，在上報給廠家的銷售量中顯示為出庫登記，這在汽車銷售行業內也被稱之為“虛擬出庫”。除了廠家系統的出庫記錄外，“虛擬出庫”操作不對外，沒有實際的買家，不會開具發票，也沒有購買保險和進行車輛登記。

雖然根據《家用汽車產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第十七條的規定，“家用汽車產品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銷售者開具購車發票之日起計算”，但是廠家與經銷商之間一般以系統登記出庫日作為三包有效期的起算時間（注：差額天數經銷商往往自行承擔風險，或以“汽車延保保險”方式轉嫁風險，在此不作展開），因此，消費者通過經銷商在廠家系統記錄中查詢車輛三包期限時可能會注意到車輛被“虛擬出庫”的相關記錄，以此認為車輛曾經留有出庫銷售記錄，進而引發爭議。

車輛交易中除了車輛本身的價格（一般被稱為“裸車價”）外，還會發生很多其他費用，比如購置稅、交強險和商業險等保險費、車輛精品費用、金融貸款的服務費、上牌服務費等等，因此，也在交易中衍生出一種稱之為“落地價”的報價方式，即向汽車經銷商支付該筆款項后，經銷商會代辦包括車輛納稅、上牌等各項工作，并以此“落地價”將上完牌可以直接上路使用的車輛交付給消費者。這本是交易過程中方便消費者的報價操作，但消費者事后細究價格組成或要求每筆費用開具對應發票憑證時，可能因為部分費用的浮動等原因，導致部分費用無法被合理解釋，此時，消費者會認為經銷商虛報了價格，構成了對消費者的欺詐。

在價格被合理解釋方面，還存在另外一種主觀惡性更明顯的情況：即經銷商的銷售員與消費者對接過程中，利用消費者對于汽車交易的不熟悉及對經銷商的信任，通過簽署“陰陽合同”（即與消費者簽署30萬元總價的合同或不簽署合同，但向經銷商提交29萬元總價的虛假簽署的合同）、向消費者個人索要額外名目的費用（但個人貪墨，不上交公司）等方式，獲取正常交易外的收入，但消費者在發現前將誤以為是車輛購買價款的組成部分。

一臺車輛可能由成千上萬個零件組成，雖然有PDI檢測在前，但車輛交付時仍可能存在瑕疵。僅以外觀可見的瑕疵為例，比如漆面存在劃痕、皮革存在縫線瑕疵，或者車輛配件在大小、顏色等方面存在偏差等等情況，不一而足。

作為價格較高的消費品，車輛也被賦予了更高的質量期待。上述瑕疵的存在可能構成消費者的心理落差和欺詐懷疑（經銷商是否將殘次車輛賣給了我），進而引發爭議。

欺詐的構成要件及法律后果

根據《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條的規定，“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將欺詐行為的法律后果規定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是民法典對于民事行為中真實意思表示的保護。

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八條、第二十條，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之真實情況的權利，經營者負有真實、全面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信息、不得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宣傳的義務。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旨在保護消費者權益不受侵害，并對于欺詐情形的法律后果在《民法典》規定“可撤銷”的基礎上，增加了“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的罰則條款。

《最高人民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六十八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雖然為配合民法典實施，前述規定已于2021年1月1日失效，但民法欺詐行為的構成要件并未發生重大變化， 包括：

• 有欺詐的故意；

• 有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隱瞞重要真實情況的欺詐行為；

• 欺詐行為與對方作出錯誤意思表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欺詐認定規則在汽車銷售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的失衡與再平衡

欺詐認定規則在汽車銷售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經歷了失衡與再平衡的過程。通過判例研究和裁判規則的歸納整理，我們可以看見整個調整、變化的脈絡和司法審判更貼近業務實際和講求社會效果的過程。

以（2017）滬01民終7144號案件為例，該案是較為典型的PDI引發的爭議。根據該案判決書，爭議車輛有PDI維修記錄。記錄顯示，在2016年9月12日記錄有維修項目“拆裝后保、后保整噴”，里程數1公里。

消費者認為，經銷商隱瞞車輛真實情況并出售的行為已構成欺詐，主張按照“退一賠三”的規定予以賠償。

經銷商提供案外人A公司出具的情況說明及任務派工單，欲證明2016年9月12日維修記錄系在根據廠方要求為系爭車輛做售前檢查（PDI）時發現車輛“后保險杠倒車雷達處輕微破損漆面”，對車輛進行的售前修復。A公司工作人員表示2016年9月12日維修記錄顯示車輛里程數1公里基本是車輛從生產廠商下線沒有駕駛過的狀態，拆裝后保和后保整噴有可能是油漆工藝問題，如若是事故車輛就可能涉及保險杠更換、車身鈑金及零件更換等維修項目；關于交付車輛后系爭車輛的走合檢查、動平衡檢查、檢查行駛跑偏等項目，均系常規檢查，和是否為事故車輛無關。該工作人員同時確認售前檢查（PDI）為生產的延續，是經銷商根據廠商要求在車輛交付前應做的檢查。

法院認為：

• 經銷商未告知系爭車輛發生瑕疵并實施“拆裝后保、后保整噴”的維修行為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

• 經銷商未履行告知義務，侵犯了消費者的選擇權，使其陷入錯誤認識，屬于故意隱瞞真實情況，構成欺詐。

從法律規定和相關適用來看，法院對上述案件的處理符合欺詐的構成要求，經銷商確實隱瞞了車輛“后保險杠倒車雷達處輕微破損漆面”被PDI修復的情況，并導致了消費者并不知悉自己購買的新車存在瑕疵。

如將“經銷商侵犯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使其陷入錯誤認識即構成欺詐”的裁判思路應用到上文列舉的汽車銷售領域特有的爭議中去，對于消費者需要“知情”的范圍不加以限制或者制定標準，我們會很容易發現，不論是PDI還是保險記錄，或者是“虛擬出庫”，任何車輛信息沒有被及時告知的結果都將是高額的處罰。因此，上述裁判思路雖然極大地保障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但相對應地經銷商被賦予了近乎“無限”的告知義務，隨時將陷入可能被認定為欺詐的風險漩渦。誠然，在信息不對稱的買賣關系中，應當保障買家作為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但如果這樣的權利不加以限制，將會導致賣家近乎“無限”的告知義務，隨之而來的，將會是極高的交易成本。事實上，這些成本最后依然可能被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保護消費者的初衷不一定能夠實際實現。

無獨有偶，（2016）黔民初166號民事判決也針對經銷商PDI的情況認定經銷商在車輛交付前故意隱瞞了車輛問題，剝奪了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經銷商的行為構成欺詐。但該份判決在最高院負責審理的二審程序中被撤銷改判，在二審判決中，法院進一步討論并確立違反法定告知義務的情況下，是否構成《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第一款項下的欺詐仍應綜合考慮如下因素：

• 是否影響到消費者締約的根本目的；

• 問題是否嚴重及相應處理措施是否復雜；

• 是否給消費者造成較大不利影響。

換句話說，通過以上因素的考量，法院將部分雖然違反法定告知義務，但未影響到消費者締約的根本目的且未造成較大不利影響的情況排除出了欺詐的認定范圍。這種裁判規則的適用是基于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立法本意的探究并結合行業實際，在實際審判中對于法律規則適用的探索和延伸。

除此之外，該案的判決維持認定經銷商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并酌定經銷商給與11萬元的賠償，以此彌補消費者的知情權被侵犯所帶來的損害。

上述（2016）黔民初166號案例及后續的(2018)最高法民終12號和 (2019)最高法民申898號即是被業界廣泛關注的“貴州賓利欺詐案件”，其“退一賠三”涉及的金額高達2000余萬元。隨著該案的塵埃落定，相關裁判思路被各級法院在各類汽車銷售欺詐案件中廣泛適用。

如（2020）鄂0506民初54號“虛擬出庫”類案件，法院認為，虛擬出庫行為只是經銷商內部記錄，并不對外顯示，即使該種行為違規，但并未侵犯消費者在新車質量、性能及經濟負擔方面的合法權益，故經銷商主觀上不存在欺詐故意，客觀上也沒有欺詐行為，并不構成消費欺詐。

如（2019）蘇0281民初15633號“車輛存在瑕疵”類案件，法院認為，車輛底部確實存在為安裝踏板所打孔洞，但打孔問題并不能推定該車為展車。另外，消費者已在新車交付確認表上確認過外觀內飾、儀表盤等，且提車時已經查看過該車，已經認可車輛的狀況，該汽車也并無使用過或維修過的痕跡，車內無保護膜并不代表車輛非新車，故也不能以車內無保護膜為由就推定該車輛系展車。其次，車輛底部打孔問題并不危害車輛的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和基本用途，經銷商未告知打孔事宜不屬于影響消費者締約目的實現的重要義務。且該打孔系為安裝踏板而操作，不屬于維修或者其他消除瑕疵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繼續利用，對消費者的財產利益并不必然產生實質性影響。最后，根據本田汽車官方系統顯示，涉案打孔塑料件的價值較小，且打孔塑料件在車身底部，亦屬可拆除更換部分，故打孔問題并非超出一般消費者心理所能承受范圍的事件，也不能依此推定一般消費者必然不會購買該車。經銷商未向消費者履行告知義務存在瑕疵，但尚不構成欺詐。

汽車銷售中履行告知義務存在瑕疵，但不必然構成欺詐的裁判規則并不是對于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欺詐行為的寬容，而是權衡各方利益的結果。法律對于保障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的要求是一貫的，在汽車銷售過程中，經銷商仍應充分積極地履行告知義務，共同維護汽車銷售行業的健康發展。